[22]美国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转向，即从守夜人到社会福利的供给者，代表了政府要保障免于匮乏的自由。

显然，好电脑并不是事实判断，因为这台电脑对我写文章来说是好的，并不意味着对于我玩游戏而言，也是一台好电脑。然而，好电脑虽然是价值判断，但并不是好人之类的道德判断，因为它并不具备道德判断所拥有的实践效果：通过附加（道德上）好/坏的判断，来禁止或促发特定行动的发生。

[55]Jeremy Waldron, Dignity, Rank, and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6]同前注[52]， Meir Dan-Cohen书，第152页。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71-173. 作者简介：陈景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2期。如上讨论表明，权利现象可以被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权利禁止+道德许可与权利禁止+道德禁止。我有特权或自由(privilege or liberty)，你有无权利(no-rights)。反之，一类权利是可被剥夺的，也不意味着这类权利是可放弃的。

B一旦不再拥有无能力，那么按照霍菲尔德的相反命题，[40]B将拥有取消A的无能力的权力。之所以我对你负有赔偿的义务，单纯来自于你的权利或者针对你的指向性错误这件事情。回到目前这场正在上演的科技革命，无论其面貌是否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但它的特殊性已经显露出来：其中所包括的人工智能技术、基因技术和信息技术，不但如同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而且还进一步在改变着人类本身。

所以，定制婴儿所引出的这个批评，就成为人类改进的支持者必须严肃对待的重要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基于历史的风云际会，科学和民主，在中国有了先生的称号。如果那个结果完全取决于给定条件，那么努力将无处存身，它也就根本不再值得赞扬。相应地，是否存在支持人类改进的道德理由或者是否存在支持超越正常状态的道德理由，就成为争议的核心。

对支持者而言，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既允许治疗、又允许改进的态度。然而，这个主张显然不是单独成立的，它需要依赖后面的道德论辩，所以只在此略微提及。

显然，第二种理解方式更优、也更为彻底，因为它肯定了如下更强的主张：即使在基因编辑技术成熟到几乎没有技术风险之后，依然存在着禁止基因编辑实际运用的道德风险，并且这必然是一种彻底禁止基因编辑的理由。但如果相反，以那个时代的正常标准来看，这些人类改进其实仍然只是那个时代的治疗而已。五、结论 这篇文章用来反驳对人类改进的支持。在概念上，治疗与改进在生物医学意义上的区别一目了然：将目前处于不正常状态的特定人恢复到正常状态，这就是治疗。

第一，定制婴儿这件事情，由于并未征得被改进者本人的同意，因此侵害者孩子(被改进者)所拥有的对自己未来生活的自我选择权利。优生学 如同任何一场科技革命一样，对科技进步的鼓吹与对科技风险的反省，必然是同步上演的。如果承认判断B，那么治疗和改进在性质上就是相同的。也有可能体现在情感方面，更加通情达理、情绪更温和。

这样一来，所有跟政府主导相关的危险就会消失。这类似于体育比赛中服用兴奋剂而获得冠军，虽然在结果上他是有成就的，但是这由于未能跟其中的努力联系起来，所以这个结果不但不值得赞扬，而且还会被认为存在道德上的缺陷。

同时，由于这仍然是一种通用性改进而不是特定目的式改进，并且父母也没有办法在政府之外找到改进者，所以这将会避免定制所引发的道德恶害。第二，国家明令禁止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

反过来讲，如果技术上是安全的，那么就缺乏批评贺建奎的道德理由。显然，要想澄清正常状态的规范性含义，就不得不进入到道德的领域中。与此同时，导致不平等则是一种社会正义方面的批评。那么类似的人类改进方式，也将成为同时容纳改进智力水平并避免社会整体不公平的做法，同时也具备无法被合理反对的道德正当性。[41]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92-95. [42]Maxwell Mehlman, Wondergenes: Genetic Enchantment and the Future of Societ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43]对同意的复杂讨论参见A. John Simmons,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75-100. [44]John Harris, Enhancement are a Moral Obligation,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49. [45]Norman Daniels, Can Anyone Really be Talking about Ethically Modifying Human Nature?,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8-42. [46]如果再回到贺建奎事件，那么他值得批评的主要地方在于技术上的不安全。[3]该事件也涉及科研诚信以及私自组织境外人员等问题，但这并不必然等同于其中涉及的科技问题。

B.治疗和改进在重要性上是可比较的。[29]Allen Buchanan, Beyond Humanity? The Ethics of Biomedical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4-15. [30]然而，又不能为了避免这些坏处，重新回到父母主导的改进，否则又会遭遇社会正义的困境以及定制的道德恶害。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理由反对人类改进呢？能否在不反对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获得否定人类改进的目标呢？不过，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必须得重申人类改进的明确含义(狭义)：这是一种出于非治疗目的，对人类做超出正常状态的改进。[8]Nick Bostrom Julian Savulescu, Human Enhancement Ethics: The State of the Debate,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 [9]Alberto Giubilini Sagar Sanyal, The Ethics of Human Enhancement10 Philosophy Compass 233-234(2015). [10]以此为基础回顾贺建奎事件将会发现：如果基因编辑在技术上是安全的，那么就缺乏批评并以法律方式制裁贺建奎的正当理由，因为他的目的必然是治疗性的，避免HIV病毒对婴儿的侵害。

然而，在实施方式上，人类改进与旧的优生学差别明显：技术上的进步，导致人类改进并不会采用集体绝育和堕胎之类的手段，也不会剥夺残障者生育后代的机会，因为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来弥补这些缺陷。[4] 在论证展开的一开始，需要对基因编辑这件事情进行性质上的确定。

或许，正是正常状态标准的动态性，给了人们支持人类改进的假象：[45]如果在未来还是将目前人类所拥有的一般能力视为常规情形而固定下来，那么相较于这个标准的任何改进，就都将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改进。[29]笼统而言，为了避免人类改进所带来的道德困境，支持者必须做两个方面的限制：其一，通用性改进。然而，由于被政府掌控的人类改进是一种全目的式的改进，这种通用性改进方式本身，其实已经蕴含着一种明确的规范性要求：改进者必须以对不同的生活计划表达中立的立场，而不能将自己不认同的生活计划排除在人类改进之外。反对者通常采取两个不同的论证策略，它们或多或少都跟孩子的道德自主(moral autonomy)有关系。

他们的批评通常围绕如下例子展开：人类平均身高的数字，对于荷兰人而言，则是需要治疗的不正常状态，对于平均身高较矮族群，就成了改进的目标。相应地，在自然的条件下，努力才能够将结果变作成就，而在努力背后发挥作用的，正是选择这件关乎道德自主的事情。

基于基因技术进行的人类改进，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作弊，它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了超越其他人的优势地位，这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和贬低，除非它以治疗的方式用以改善一般能力欠缺者的不利地位。但是，七十而亡在现今，已经开始有了英年早逝的意味一样。

不过，手段上的区别并不能彻底消除对种族灭绝的担心，因为在组织形式上，如果掌控政府的政治团体对人类及其生活有某种特定的想象，那么就无法避免以基因编辑的方式实现种族灭绝的机会，虽然是以不那么激烈，甚至是温柔的方式。除非，反对者认为只有治疗能够提高福利水平，而改进反而会降低福利水平。

Michael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2. [15]John Harris, Enhancement are a Moral Obligation,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51-154. [16]Chiris Gyngell Micheal J. Selgelid, Human Enhancement: Conceptual Clarity and Moral Significance, in Steven Clark, Julian Savulescu, C. A. J. Coady, Alberto Giubilini Sagar Sanyal eds., The Eth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20-121. [17]Frances Kamm, What is and is not Wrong with Enhancement?,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3. [18]还有一个更弱的反对理由：从福利的角度讲，无论治疗还是改进，都是对现有福利水平的提升，所以在福利上并没有什么差别。[36] 抽象一点讲，这意味着在给定条件大体一致的前提下，个人的努力和选择构成了他所获得的成果被视为成就的理由。[27]这就削弱了以如下方式回应社会不正义的论证力量：如果人类改进的成本降低到人人均可承担的程度，那么这就不会引发社会正义的问题(翟小波指出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这显然也是远超过目前正常状态的程度，所以这同时也满足了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改进的概念要求，不是吗？ 对此，笔者并不否认，而且举双手赞成。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使可以采取后果主义，就会如卡姆所说的那样，人类改进在结果上的好处明显更大，那么相关争论已经到此结束了。一方面，由于每个人所拥有的地位和财富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改进能力上也会明显不同。

这一点进一步说明，人类改进的反对者会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主张：在治疗(therapy)和改进(enhancement)之间一定存在着明确的性质区别。[40]所有的社会正义的理论，无论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区别，在起点上或罗尔斯所说的社会基本善上(primary social goods)都应该是平等的，否则这将会导致某些人非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处于社会的不利地位，这不再是个满足基本正义要求的社群。

其中，定制婴儿非常明显与改进范围有关，为避免改进造成对孩子未来生活决定权的侵害，人类改进的支持者一般都会同意一种关于改进范围上的特定主张：这被叫作全目的手段式改进或通用性改进(general-purpose means)，或者说，这是一种适用于各种可能的合理生活计划之能力的人类改进。总之，基因技术，不应当被用于制造当今时代的超人，但这并不妨碍它正在被用于制造在古人看来的超人，因为他只是今天的平常人。